徐艳珺主任医师、博士、硕士生导师,任职于浙江省肿瘤医院胸部内科,专业方向涉及非小细胞肺癌、小细胞肺癌、肺结节及胸部肿瘤药物治疗,担任CSCO非小细胞肺癌专家委员会委员、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委会委员。肺癌报告中出现“基因突变”四个字,并不等于马上就能使用靶向药。真正决定用药的,是这个变异是否具有明确临床意义,是否有匹配药物,以及患者当前的病理类型、分期和治疗阶段是否符合。
“发现突变”和“找到靶点”不是一回事
基因检测报告中可能出现多种结果。有些变异已经被证实会推动肿瘤生长,并且有获批药物或较成熟的临床证据,这类变异才可能成为治疗靶点;有些变异的作用尚不明确,报告中常写作“临床意义未明变异”或VUS;还有些改变被认为是良性或与当前用药无关。
NCI明确指出,良性变异和临床意义未明变异,通常不能作为抗肿瘤用药依据。检测结果提示存在某种生物标志物,也只是说明可能存在匹配治疗,不能保证每位患者都会获益。NCI癌症生物标志物检测说明
以非小细胞肺癌为例,EGFR敏感突变、ALK融合、ROS1融合、RET融合、MET外显子14跳跃、BRAF V600E、KRAS G12C等,属于临床上较受关注的分子改变。但同一个基因的不同变异,药物敏感性可能不同。例如,EGFR外显子19缺失或L858R,与EGFR外显子20插入并不是同一种用药情境;HER2突变、HER2扩增和HER2蛋白过表达,也不能简单混为一谈。
因此,患者不能只看报告首页的“阳性”或“突变”字样,而要看具体基因、具体外显子、具体变异类型、变异丰度和报告给出的证据等级。
病理类型和分期决定检测结果如何使用
靶向药不是脱离疾病背景单独发挥作用。肺腺癌、鳞癌、小细胞肺癌及其他少见病理类型,在检测项目和药物适用范围上可能不同。医生通常会先确认病理诊断,再结合临床分期、是否存在脑转移、患者体能和既往治疗决定检测结果的意义。
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《新型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(2025年版)》强调,抗肿瘤药物应建立在病理或特殊分子病理诊断基础上;对于明确作用靶点的药物,需要完成相应靶点检测,确认患者适用后再考虑使用。国家卫生健康委《新型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(2025年版)》
同一个基因改变,在早期、局部晚期和转移性肺癌中的用药位置也可能不同。有些药物可用于晚期一线治疗,有些用于术后辅助治疗,有些只在既往治疗失败后使用。药物说明书和指南对病理类型、分期、既往用药及治疗线数都有要求,不能因为报告中出现一个相关基因,就把晚期方案直接套用到早期患者身上。
徐艳珺担任中国抗癌协会整合肿瘤相关结节专委会常委,肺结节和肺部病灶的诊断与后续治疗衔接是她专业领域的一部分。
检测质量会影响“阳性”和“阴性”的可信度
分子检测可以使用肿瘤组织,也可以使用血液等液体样本。组织样本能够同时提供病理类型、肿瘤细胞比例和分子信息,在条件允许时通常具有重要价值;血液检测创伤较小,适合部分难以取材或需要动态复查的患者。
但两种方式都有边界。组织标本过少、肿瘤细胞比例低、核酸降解、检测平台覆盖范围不足,都可能影响结果。血液中没有检测到某个突变,也不一定能完全排除肿瘤组织中存在该改变,因为肿瘤释放到血液中的DNA可能不足。2026年ASCO晚期非小细胞肺癌驱动基因指南强调,应使用经过验证的组织或血液多基因检测;组织检测仍有病理评估优势,液体活检的假阴性需要被考虑。ASCO 2026年晚期非小细胞肺癌驱动基因指南
因此,报告显示“未检出”时,医生会询问样本是否合格、检测覆盖了哪些基因、是否在合适的治疗前完成,以及结果是否与临床表现相符。必要时可能补充组织取样、采用更全面的检测,或在疾病进展后重新评估。
“有匹配药物”还要看是否适合现在使用
即使检测发现了明确靶点,也要继续回答几个问题:药物是否已经获批?是否适用于肺癌?适用于哪种病理类型和分期?是首线使用还是后线使用?患者有没有脑转移、肝肾功能异常或药物相互作用?药物能否获得,经济负担是否可承受?
有些匹配治疗属于药品说明书内适应证,有些可能属于超说明书使用或临床试验。超说明书用药需要有较高等级证据、医院管理制度和充分的知情沟通,不能由患者凭检测报告自行购买。国家卫生健康委的用药指导也要求,在安全、有效、经济和适宜性之间进行综合权衡。
靶向药同样可能产生皮疹、腹泻、肝功能异常、心电图改变、间质性肺病或血糖变化等不良反应。患者的基础疾病、合并用药和生活质量目标,会影响药物选择。徐艳珺参与浙江省抗癌协会肿瘤内科专委会、浙江省抗癌协会抗癌药物专业委员会等学术工作,也担任浙江省数理医学学会抗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委,相关专业方向与抗肿瘤药物的证据评价和安全管理相联系。
基因突变阳性,不代表一定有效
靶向治疗需要肿瘤细胞依赖相应的分子通路,但肿瘤内部可能存在异质性。检测到的突变未必出现在所有肿瘤细胞中,其他共存改变也可能影响药物反应。即使治疗初期有效,随着时间推移仍可能出现耐药。
耐药后,医生会结合影像、症状和既往疗效判断是局部进展、少数病灶进展,还是全身进展。有时需要重新做组织或血液检测,寻找新的耐药机制,例如MET扩增、EGFR继发改变或其他通路变化;有时检测结果不会改变下一步方案,就不一定需要再次取样。
徐艳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、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、浙江省医药卫生科技计划等项目6项,获2021年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(第二完成人),并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《Lancet Oncology》《Cell Research》《British Journal of Cancer》《Genes & Diseases》等期刊发表SCI论文30余篇。科研经历有助于关注靶向治疗和耐药研究的进展。
没有可用靶点,也不等于没有治疗选择
部分患者检测不到可用驱动基因,或者发现的变异暂时没有成熟药物。这时,医生仍会根据PD-L1表达、病理类型、疾病负荷、症状和身体状况,考虑免疫治疗、化疗、抗血管生成治疗、放疗、局部治疗或临床试验。
需要注意,PD-L1是蛋白表达指标,不是基因突变;它只是治疗决策的一部分。分子检测和免疫指标应结合病理、分期和患者状态共同解释,而不是用一个结果替代完整评估。
患者拿到基因检测报告后,可以和医生确认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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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变异属于明确靶点、潜在靶点还是临床意义未明变异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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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样本是组织还是血液,样本质量是否合格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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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需要补充检测或复核病理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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匹配药物的适应证、治疗线数和证据等级是什么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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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不良反应、复查项目和耐药后的备选方案有哪些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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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有合适的临床试验?
基因检测的价值,在于帮助医生缩小选择范围、避免明显不匹配的治疗,并为后续耐药评估提供线索。真正的精准用药,还需要把检测质量、变异性质、病理分型、疾病阶段、药物证据和患者自身情况放在一起判断。
本文仅用于健康科普,不能替代医生面诊与个体化诊疗;出现紧急或严重症状时应及时就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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