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时尚的受害者》讲述的是关于时尚如何致命的故事，探讨了时尚如何通过浸出化学毒素、传染疾病、造成事故(包括火灾和纠缠)折磨那些制作它们、穿着它们的人们。不论是意外的还是有意的，时尚已经成了历史上导致死亡、疾病和疯狂的原因。这些披裹着时尚外衣的致命武器，包括令人窒息的裙衬、染了汞的帽子等一些表面无害的物品。
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法国、英国、北美，从那时起，时尚机器与其载体—服饰，就一步步改变了肉体的自然法则。对“优雅精致”的时尚**来说，外在形象远比内在健康更重要：女士们脚踩高跟鞋，身穿有箍衬裙，内裹紧身胸衣，在路上跌跌撞撞;男士们头戴厚重的礼帽，汗如雨下，脖子被浆洗得硬邦邦的衣领勒得透不过气来，他们足下细长的高靴，搁到现在，估计没人受得了。
最可怕的，还是所谓的“贵妇时装”，这种强大的社交机器、身份象征，足以令每一位与它“近身相搏”的人，不论是制衣者，还是穿衣人，都饱受折磨，身心俱疲。这些人是“奴隶”，是“受害者”，若将他们神化，还可以称其为“殉道者”。 1827 年，意大利浪漫主义诗人贾科莫·莱奥帕尔迪(Giacomo Leopardi)在作品《时尚与死神的对话》(Dialogue between Fashion and Death )中，将“时尚” 拟人化，称为死神的姐妹。“时尚”骄傲地宣称，她最爱玩死亡游戏，“被鞋子禁锢的蹒跚世人，束身衣让他们透不过气，眼珠鼓起……我好心劝慰，试图让这些绅士免受苦楚，然而，他们爱我，宁受每日千般折磨，万般痛苦，就算因此光荣就义，也要爱我。”
19 世纪初，时尚荼毒的对象不分**。两尊蜡制的“死亡信徒” 就像是书架的两端，相互呼应，让人看了不禁毛骨悚然，感叹生命脆弱，时尚易逝(图1)。然而，到 1830 年，性别差异在时尚界突显出来。对男性来说，黑色套装独占鳌头，它既能体现衣物的功能性，同时也是西方世界民主、理性和技术进步的象征。这种态度清清楚楚地通过一幅讽刺画彰显出来，画名叫作“便捷生活”。
这幅画的主角是一种可旋转的帽子，帽子上配有各种装备：眼镜、雪茄、嗅盒、放大镜，甚至还有一副挂在耳朵上的喇叭。有了这些装备，画中人只需伸伸手，就能增强听觉视觉，嗅到芬芳的空气，还能不时吸口雪茄提神醒脑，“完全不需要操心拿东西”。看到这幅画，或许我们会捧腹大笑，但在一个世纪后，更为先进的同类设备确实被制造了出来，即“谷歌眼镜”。它功能更强、分类更细，还带有照相机和网络，可随时随地为人所用。相反，女性“自然而然地” 成为愚昧、疯狂、专断的时尚界受众。无论在家或是外出，时尚之锤都重重地打击、阻碍着女性的行动与健康。虽然现代女性的衣着较过去更具实用性与舒适性，然而我们不得不说，“时尚”二字，从未挣脱性别差异的紧箍咒。
从 1999 年到 2006 年，日本摄影家都筑响一用镜头书写了这样一系列的故事：《穿衣穿到穷》(图3)。每张照片分别记录一位品牌拥护者的“港湾”—从满满一柜子的爱马仕(Hermès)到一屋子闪闪亮亮的日本朋克品牌 Fotus —镜头里的人对特定品牌的痴迷，简直到了病态的地步。照片的每一位主角，都是时尚受害者的绝佳诠释。在一间阴暗狭小的房间里，一位年轻的女士展示了她的全部藏品：衣服、鞋子、化妆品、香水。它们都来自同一个美国品牌—安娜苏。照片中的女主角躺在镜头的最前方，周身波希米亚风—人造皮草、针织、蕾丝、精致的眼妆。在疯狂的“血拼” 后，她双目紧闭，精疲力竭，像死了一样躺在一堆五颜六色的战利品中间。
作为读者，我们完全可以从批判的视角看待这组照片，把它当作对品牌忠实粉丝的讽刺挖苦，但是对都筑响一来说，创作的出发点不过“兴趣”二字。他想知道，在日本，“品牌的忠实粉丝究竟如何生存”。“这些人并不富有，为了买衣服，他们租住在很小的房间里，省吃俭用。虽然买了一大堆，实际并没有好地方可去，衣服也没有用武之地”。
都筑响一的照片表达得客观谨慎，他不希望引导读者对时尚消费者们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负面情绪，但他也说，与这些拼命购买服饰的“瘾君子”相比，其他物品爱好者，尤其那些具有更多文化内涵的物品的收集者们，往往不会受到他人的轻视。这些物品可以是书籍，或是黑胶唱片，而我，还想在物品名录里加上一种特别的服饰—“古董衣”。
作者把日常无害的服装放在“显微镜”下，带领读者踏上各式服饰的致命历史，包括传说着的和现实中的。作者调查了世界各大博物馆的时尚物品和文本，在书中展示了大量的历史图片和历史事件，包括虱子缠身的军服、奥斯卡·王尔德的同父异母姐妹的死亡和舞蹈家伊莎多拉·邓肯被其围巾意外勒死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