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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深圳做“鸭”

主角自述

　　我１４岁那年，１６岁的小姐姐因感情纠纷服毒自尽。母亲因承受不住这个事实，也撒手随小姐姐去了。３个月后的一个深夜，父亲突然离家出走。就这样，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，我失去了３位亲人，只有唯一的大姐姐与我相依为命。

　　不久，大姐姐远嫁他乡，刚读初一的我因无钱交学费只好辍学。尔后，边打工边流浪，先后到过全国１０多个省市，由于文化水平不高，又没有专业技术，其间我吃遍了人间的苦难。最后来到深圳“做鸭”。


　　１１月２２日晚１１时许，本报报料热线突然响起。一个男子低沉的声音传进记者耳朵：“我要死了，我要回老家，死也要死在母亲的身边。”

　　“你是谁，我们能帮你做些什么？”

　　“我给你们报料，希望能马上拿到报料费，买一张火车票回家，医生说，我活不了一个月。”

　　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”

　　“我曾经做过鸭子（男妓），来深圳后为两个女人自杀过，现在我的伤口还在流血。”电话里的声音越来越弱：“你们可以拍照，反正我活不了多久了。”

　　“你老家在哪，需要多少车费钱？”

　　“老家在湖北，１００多块钱就够了。我希望今晚就拿到钱，伤口痛得很厉害，我现在在西湖宾馆门口，你赶快过来见我吧，说不定今晚我就死了。”

　　记者听男子说得如此严重，便如约与其会面。

　　该男子身高１米７２左右，约２０来岁，面色苍白，毫无血色，双手紧紧捂住腹部，表情极为痛苦。“你们赶快准备记录吧，我一个多星期都没吃饭，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。”男子开门见山地说。在后面的谈话中记者不忘把他的话记录下来。 　　　　

　　“做鸭”半年深感羞耻

　　我叫高才林，今年２２岁，是湖北嘉鱼县人。今年６月份来深圳的，当时来深圳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做“鸭子”，挣大钱，过富裕的生活。之所以选择深圳，主要是去年在成都夜总会工作时，听一些大老板说，深圳邻近香港，有很多香港富婆物质生活优越，但精神生活很空虚，常常到深圳找一些年轻男子玩乐。她们每次出手都很阔绰，至少在三五千元左右。

　　来深圳后，我便整日进出一些高档次的夜场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我就钓到一条“鱼”。虽然对方已是做我阿姨的年龄，满身赘肉，但想到一夜我就可以赚到普通打工者半年的薪水，我仍然强装欢颜，为其提供了质量较高的特殊服务。可能那位富婆见我是第一次干那种事，分手时很爽快地摔下８０００元港币。这是我有生以来、也是做“鸭”以来挣的最多的一笔钱。

　　有了第一次，以后再做那种事情就全然放弃了人格和尊严，我几乎每天夜里都在夜场上奔波到凌晨三四点钟，甚至到了天明。或许是对自己所做的事感到羞耻（一个男人靠女人吃饭），有时我也想过从良，想找一个爱人安定下来共度余生。于是，我就到公寓下的发廊里找小姐按摩、聊天，寻求精神上的慰藉。

　　咽下两次失意“畸爱”

　　大概是在８月底，我认识了我一生最中意的女孩——阿梅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阿梅说她是福建人，家里很穷，来深圳卖淫是被当地的黑帮控制才不得不做的，说到伤心处，阿梅还呜呜地哭出了声音。或许是同病相怜的缘故，我当时深深地觉得阿梅是一个非常善良、温柔的女孩子，她正是我所要寻找的爱人。那天晚上，我给她留下了３００元，这对于我来说，并不算什么。

　　我先后为阿梅买了手机、项链等物品，并带她到处玩耍，不到两个月，我花在阿梅身上的钱已有三四万元之多。然而，我的付出并未换来阿梅的真心。国庆节前的一天晚上，阿梅突然不辞而别，据其老板娘说，阿梅是回老家去了，但当我按照阿梅说给我的联系方式与其联系时，才发现阿梅以前所说的话全是假的。当时我万念俱灰，一种被人愚弄、欺骗的感觉顿时填满胸腔。时逢国庆节，我去了北京，想给自己郁闷的心情放个假。不料，在天安门附近的一个隧道里，我身上的财物全被洗劫一空。

　　虽然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，但还是抹不去对爱情的渴望。这时，我忽然想起了在某桑拿中心做部长的阿媛。虽然，我跟阿媛认识的时间不足一月，但她不爱钱财的品格，非常令人尊敬。在阿梅走后的日子里，我一度将阿媛当成了我最亲爱的人，尽管我对阿媛一往情深，但阿媛始终不为所动，一直不肯接受我。我饱受伤害的心又增添新的伤疤。

　　因为我长期不愿做“单”，加上开销又很大，到１０月底，我所赚的７万余元已经所剩无几。为了省钱，我搬出了每月租２６００多元的公寓，住进了１０元店。

　　经过一段时期的艰难追求，我花去了大量的心血和金钱，我所能想到的办法全试过，到最后，剩下的只有希望在支撑，但阿媛仍不愿接纳我的一片真情，女人呐，难道你的心是铁铸成的吗？阿媛，你的冷漠是我今生的痛；阿梅，你的欺骗更让我失去了生的渴望！

　　自杀三次难洗悔恨

　　１１月１１日晚，我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了。我将身上所有的证件扔掉（主要是为了不让我的大姐姐知道我自杀后难过）后，吞服下２００粒安定片，谁料，上帝并不喜欢我。３天后的一个晚上，我点燃一支香烟后，在深圳某报大厦前，将一把锋利的水果刀猛刺进自己的腹部。选择在那里自杀，主要是想通过新闻媒体向我的爱人——阿梅和阿媛表达我对她们的爱意。但上帝又一次戏弄了我，被人及时发现送院后，我还是没死成。只是小腹上，留下了一道十三四厘米长的刀疤，被医生缝了近２０针。然而，社会上的好心人的开导和劝说并未阻止我第三次的自杀行为。

　　１１月１８日，我在阿媛所工作的桑拿中心对面，再次将一把长柄水果刀插进了自己的腹部。同前两次一样仍未死掉，但据医生讲，目前我的肠子多处破损，并且因没钱治疗，内外伤口已发炎、化脓，最多能活一个月的时间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么强烈地要求你们尽快采访我的原因。我想通过你们的报纸，奉劝那些妄图不劳而获、一夜暴富的年轻人千万不要学走我的路，否则必将悔恨终生，永远得不到心灵的宽恕。

记者调查

　　当记者听完高才林长达４小时的艰难叙说后，根据他的要求将报料费当场发放给他，并提出为其代买回家的火车票及安排晚上的住宿事宜，但遭谢绝。无奈之下，记者只好反复嘱托他如果买上火车票或上车前给记者来个电话，随后眼看着他消失在已近黎明的夜色里。

　　送别高才林，记者即按其所说的地址找到了阿梅和阿媛所在的发廊和桑拿中心。同伴才林讲的一样，发廊老板娘称，阿梅确实在她那里工作过，但自回家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。至于高才林与阿梅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，老板娘则称自己不知情。而阿媛所在单位的同伴却告诉记者，确有一个青年男子经常要找阿媛，但阿媛始终对其不“感冒”，后来那男子又来单位对面自杀过，到底死没死就不知道了。阿媛的同事还告诉记者，“１８日晚，那男子来找阿媛不成自杀后，老板对阿媛大为光火，并当即辞退了她。阿媛走的时候，哭得很伤心，我们也都舍不得她。”

　　１１月２３日下午，记者终于等到了高才林打来的电话。电话里，高才林的声音比以前更加虚弱了，他告诉记者“火车票没买着，要等明天才行，到时候一定回给你们来个电话。”但截止发稿时，记者仍未得到有关高才林的任何消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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